应将刑事被害人补偿确定为政府责任

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日前答复政协委员提案时透露，上海拟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金制度，最高补偿可达５万元，目前这一制度已形成初步框架，并已上报市政法委。上海市刑事被害人补偿金制度建立将分三步走：首先由公检法等各个部门自行试点；待积累一定经验之后，再建立统一的制度；待条件成熟之后，通过人大立法的形式，正式将这项制度确立下来（７月２０日《东方早报》）。

　　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，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，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。但该规定的缺陷在于，没有赋予因遭受犯罪侵害而陷入经济困境的被害人及其家属，在得不到犯罪分子赔偿的情况下向国家提出救助的权利。这样的结果是，不少被害人经济上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，有的甚至出于绝望转而对犯罪人及其亲属乃至社会进行泄愤报复，酿成新的违法犯罪；有的不断上访，影响社会稳定；更重要的是，法院判决的经济赔偿无法兑现，使得法律成了白条，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救济，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，使法律尊严大打折扣。比较典型的事例是：杀害１１个人的邱兴华案被处决，邱家人因为“名人效应”得到五六千元的社会捐款，而１１个被害者家庭，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。

　　在刑事被害人叫天不应、叫地不灵的困境中，谁应该对他们的困境负起责任？显然是政府。一方面，政府应该承担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。公平正义是政府的良心。当刑事被害人无法从加害者那儿得到赔偿，当法院判处的赔偿无法落实，对于刑事被害人来说是不公平的。政府必须负起公平的责任，或者保证加害者的赔偿到位，或者从另外的途径解决问题，并纳入政府的法律成本。另一方面，即使刑事被害人的困境不是因为刑事案件造成的，政府对于困难群体也不能坐视不管，同样负有救济的责任，这显然属于政府应该付出的和谐成本。

　　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，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意承担刑事被害人补偿的责任。一种是与己无关的思想，认为刑事被害人的困境是犯罪分子造成的，当犯罪分子无力赔偿时，只能怨他们自己倒霉，而政府从来没有责任。一种认为政府管不起，承担不了过重的经济责任。其实，刑事被害人救济不是很多，实行分级负责，多渠道筹集资金，数额也未必很大。政府不仅是出钱，更负有负责牵头组织落实的责任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试点和研究，主要是由法院系统发起的。最高人民法院在部署２００７年人民法院工作时就提出，要完善司法救助制度，“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”成为其中一项重要任务。而地方法院如果不能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，想推行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几乎不具有可能性。

　　按照我国的行政体制，把刑事被害人补偿确定为政府责任，仅仅靠法院的劝说当然不行。比较有力的措施是上级人民政府的推动，而最根本的途径则在于由人大通过立法明确政府的法律责任。上海市的做法其亮点正在这里。要通过立法，明确政府救济刑事被害人的责任，并对救济的条件、救济的标准、救济资金的筹集使用和监督、实施救济的程序和手续等用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，与政府的财政预算监督结合起来，“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”就能在司法判决之外，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再添一块基石。